郑和简介：

　　郑和(明洪武四年1371年—宣德八年1433年)，回族。中国明代航海家、外交家、武术家。

　　郑和，本姓马，小字三保，云南昆阳(今晋宁昆阳镇)宝山乡知代村人。

　　郑和六世先祖赛典赤·赡思丁(SayyidAjjalShamsal-DinOmar)是元初来自中亚的色目贵族，是布哈拉国王穆罕默德的后裔，曾任云南行省平章，追封为咸阳王;曾祖父伯颜(Bayan)在元大德十一年(1307年)任中书平章，曾祖母马氏，祖父米的纳哈只，祖母温氏。父马哈只(原名米里金)封滇阳候，母温氏。族人自称咸阳世家。米里金生马三宝，袭封滇阳候。马姓是汉化的阿拉伯语“Mahmud”。

　　郑和出生于明洪武四年(1371年)。洪武十三年1381年冬，明朝军队进攻云南。马三保10岁，被掳入明营，被阉割成太监，之后进入朱棣的燕王府。在靖难之变中，马三保在河北郑州(在今河北任丘北，非河南郑州)为燕王朱棣立下战功。永乐二年(1404年)明成祖朱棣认为马姓不能登三宝殿，因此在南京御书“郑”字赐马三保郑姓，改名为和，任为内官监太监，官至四品，地位仅次于司礼监。宣德六年(1431年)钦封郑和为三保太监。

　　宣德八年(1433年)四月郑和在印度西海岸古里去世;赐葬南京牛首山。

　　郑和以长兄之长子马文铭为嫡，名郑文铭，字恩来，世袭锦衣千户候，居南京三山街(今马府街)马府。郑和后裔至今已传21代。

　　太监郑和下西洋的资料：

　　明成祖用武力从他侄儿手里夺得了皇位，有一件事总使他心里不大踏实。皇宫大火扑灭之后，并没有找到建文帝的尸体。那末建文帝到底是不是真的死了?京城里传说纷纷，有的说建文帝并没有自杀，趁宫里起火混乱的时候，带着几个侍从太监从地道里逃出城外去了;别的地方传来的消息更离奇，说建文帝到了什么什么地方，后来还做了和尚，说得有鼻子有眼睛，使明成祖不得不怀疑。他想，如果建文帝真的没死，万一他在别的地方重新召集人马，用朝廷的名义讨伐他，岂不可怕。为了把这件事查个水落石出，他派了心腹大臣，到各地去秘密查问建文帝的下落，但是又不好公开宣布，就借口说是求神仙。这一找，就找了二三十年。

　　明成祖又想，建文帝会不会跑到海外去呢?那时候，我国的航海事业已经开始发展起来。明成祖心想，派人到海外去宣扬国威，跟外国人做点生意，采购一些珠宝，顺便探听一下建文帝的下落，岂不是一举两得。

　　这样，他就决定派一支队伍，出使国外。让谁来带这支队伍呢?当然非得是自己的心腹不可。他想到跟随他多年的宦官郑和，倒是个挺合适的人选。

　　公元1405年六月，明成祖正式派郑和为使者，带一支船队出使“西洋”。那时候，人们叫的“西洋”，并不是指欧洲大陆，而是指我国南海以西的海和沿海各地。郑和带的船队，一共有二万七千八百多人，除了兵士和水手外，还有技术人员、翻译、医生等。他们乘坐六十二艘大船，这种船长四十四丈，阔十八丈，在当时是少见的。船队从苏州刘家河(今江苏太仓浏河)出发，经过福建沿海，浩浩荡荡，扬帆南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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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和下西洋的目的：郑和（1371年－1433年），回族，原姓马名和，小名三宝，又作三保，云南昆阳（今晋宁昆阳街道）宝山乡知代村人。中国明代航海家、外交家、宦官。那么郑和下西洋的目的是什么呢？

　　有人说明成祖派郑和下西洋是为了寻找建文帝。个人觉的这很好笑，这个方法可行吗，海外那么大，建文要是真的跑到海外，单单靠郑和与各国的首脑礼尚往来一下行吗？

　　而且如果成祖真的担心建文帝王的话，那么他更应该担心的是建文是否在国内（到国外了就成不了大气），他应该在国内逐家的旁查。他应该进行七次全国性的普查。更重要的是，下西洋总共有七次，第七次的时候是他儿子发起的。他的孙子还准备了第八次（不过由于一个官员的从中作梗而停止）。

　　因此下西洋只是民间的说法。

　　明成祖曾经给西洋各国有一个诏书，这个诏书有以下这么几句话：“朕奉天命，君主天下，一体上帝之心，施恩布德。凡覆载之内，日月所照、霜露所濡之处，其人民老少，皆欲使之遂其生业，不至失所”。这一段话，天这么大，天底下的人我都不希望他们失所，为什么呢？我奉了天命，我是天子，我都让他们过好生活，不让他们失所，第一个。

　　“今特遣郑和赍敕，普谕朕意”。今天我特别派遣郑和上天下，告诉大家我的想法，我的这番意图。“尔等祗顺天道，恪遵朕言，循礼安分，毋得违越，不可欺寡，不可凌弱，庶几共享太平之福”。什么意思？说你们都要遵守天道，不能够因为你们人多就欺负人家少数，不许你们以强凌弱，大家要共享太平之福。这个理想很好啊，这是朱棣的一个想法，所以现在我派郑和到你们那里，告诉我的这番意图，这一个理想是明成祖朱棣，对于天下秩序的设想。也就是他的天下观，他的理想的世界秩序。我把它改称“天朝礼制体系”，向全天下宣传自己关于世界秩序的理想，这个秩序就是“天朝礼制体系”，就是全天下的各个国家之间不能够凌弱，不能够欺寡，共享太平之福的这么一个和谐的世界，这是朱棣的最终理想，这个理想来源于哪里呢？来源于中国传统的儒家的天下观，中国的儒家天下观，宣传的是：天子受天命统治中国，覆载之内不论近远，大家一律平等，不能够以强凌弱，以众暴寡。

　　所以朱棣希望通过郑和，去宣传他的天下秩序的理想，建立天朝礼制体系，最终实现共享太平之福。所以郑和的军队所到之处并没有侵略别人的土地，并没有掠夺别人的人口，并没有抢夺别人的财物。恰恰相反，中国当时实行的政策叫“厚往薄来”，什么是“厚往薄来”呢？就是我到你那儿去，我带很多很多东西，很多很多财物给你。“薄来”，我从你那儿取来的东西少，很少，厚往薄来，这个思想是明太祖朱元璋提出来的，明成祖朱棣仍然坚持了这个思想，所以郑和每到一地都要给当地有大量的赏赐。既然采取了这样的方针，他达到了什么样的目的呢？所达目的首先是有很多国家，随着郑和的出使纷纷地到明朝来访问，当时叫做“朝贡”，我们把它叫做“朝贡贸易”，就是明朝和很多国家之间建立了朝贡贸易关系，用传统的词叫做：“威德遐被，四方宾服”。有威有德，因为中国当时力量强大，当时经济力量也强大，对各地有威有德，四方宾服，明朝的中国在世界上享有很高的地位。《明史》上说：“至其季年”，说到了明成祖的晚年，“威德遐被，四方宾服，受命而入贡者迨三十国”，就是30多个国家都来朝贡，“幅员之广，远迈汉唐”。就是它的范围的广泛比汉朝、唐朝大得多，“成功骏烈，卓乎盛矣”，真是兴盛得不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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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和下西洋的意义：郑和（1371年－1433年），回族，原姓马名和，小名三宝，又作三保，云南昆阳（今晋宁昆阳街道）宝山乡知代村人。中国明代航海家、外交家、宦官。那么郑和下西洋的意义何在？

　　郑和下西洋的伟大创举，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和深远的影响，既是中国人的光荣，也是全人类的自豪。

　　郑和下西洋，推动我国古代航海事业达到顶峰，成为十五、十六世纪世界大航海时代的先驱。郑和下西洋是世界古代航海史上时间早、规模大、技术先进、活动范围广的洲际航海活动，比哥伦布到达美洲大陆的航行早了87年，比达·伽马绕过好望角到达印度的航行早了92年，比麦哲伦的环球航行早了114年。郑和下西洋时的船舶建造、天文航海、地文航海、季风运用和航海气象预测等方面的技术和航海知识，在当时都处于世界领先地位。郑和下西洋不仅是中国古代航海事业的顶峰，也是世界航海业发展的里程碑。

　　郑和下西洋，促进海外贸易扩大，带动了中外经济交流与发展。郑和下西洋期间，通过多种形式与当地开展双边贸易，平等互利，互通有无，把中国的丝绸、瓷器、茶叶、漆器、麝香、金属制品和书籍等运往国外，换回当地的香料、药材、动植物、珠宝及生产瓷器所需原料等多种货物。这种贸易活动，推动了中国和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

　　郑和下西洋，传播中华文明，促进了中外文化的双向交流和共同进步。中华民族历史悠久，创造了光辉灿烂的古代文明。郑和下西洋，向海外传播科学文化、典章制度、文教礼仪、宗教艺术等中华文明，将中国在建筑、绘画、雕刻、服饰、医学等领域的精湛技术带入亚非国家，向当地人民传授凿井、筑路、捕鱼技术，推广农业技术和农作物栽培方法，推行货币、历法、度量衡等。同时，亚非国家的文明成果也传入中国。郑和七下西洋，在中外文化交流史上写下了辉煌的篇章。

　　郑和下西洋，推行亲仁善邻，巩固和发展了中国与亚非国家的友好关系。明朝中期的中国，是一个综合实力走在世界前列的强国。但中国人没有恃强凌弱，郑和下西洋是世界上公认的和平之旅；28年间，郑和船队始终奉行“共享太平之福”的对外政策，发展与各国的友好关系，在中国与亚非国家之间架起了友谊的桥梁，进一步树立了中国的和平友好形象。

　　郑和下西洋，展示了中华民族不畏艰险、勇往直前的英雄气概和开放进取、海纳百川的宽广胸怀，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600年前，面对人类还知之不多的广阔无垠的海洋，面对险象环生的长途远航和种种难以想像的困难，郑和与他的船队没有退缩，以无所畏惧的英雄气概，一往无前，百折不挠，继汉、唐、宋、元各代与世界各国人民陆上交往的不断扩大，又开辟了中华民族从海上走向世界的新纪元，将中外交流提高到新的水平。

　　郑和下西洋，发扬了中华民族重视海洋、探索海洋的科学精神，为振兴我国海洋事业提供了重要启示。中国是一个既有陆域又有海域的国家，中华民族为探索海洋奥妙、发展海洋事业，进行了长期不懈的努力。郑和下西洋，是中华民族数千年来勇于探索海洋、经略海洋的生动写照，激励我们不断增强海洋意识，加倍努力，振兴中国的海洋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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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和下西洋的意义：郑和（1371年－1433年），回族，原姓马名和，小名三宝，又作三保，云南昆阳（今晋宁昆阳街道）宝山乡知代村人。中国明代航海家、外交家、宦官。那么郑和下西洋都经过哪些地方呢？

　　郑和七次下西洋，到过的地方有

　　1、西域

　　西域狭义上是指玉门关、阳关以西，葱岭即今帕米尔高原以东，巴尔喀什湖东、南及新疆广大地区。而广义的西域则是指凡是通过狭义西域所能到达的地区，包括亚洲中、西部，印度半岛的地区等。

　　2、占城国

　　亦称占婆，古国名，在今越南的中南部。中国史籍上曾称之为林邑、环王。当地盛产稻谷，称“占城稻”，为稻谷良种之一，宋时传入中国；郑和下西洋后，占城稻在中国长江、珠江、闽江流域大面积引种、推广。福建省福州长乐一带称此稻为“占谷”或“黄占”，直至三十年前，都是当地高杆晚稻的一个优良品种。

　　3、爪哇国

　　亦即麻口若巴歇国，在今印度尼西亚的爪哇岛（JavaIsland）。唐代以来的史籍称其地为“诃陵”“婆”。该岛北临爪哇海，南滨印度洋，面积12.6万平方公里，人口近亿，是印尼人口最密集、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主要城市有雅加达（首都）、万隆、三宝垄、泗水（苏拉卡尔塔）。泗水为华裔长乐人聚居地。

　　4、三佛齐国

　　亦即室利佛逝国，梵文Srivijaya的音译，在今印度尼西亚的苏门答腊岛上的古国，当时都约在今日的巨港（巴邻旁，Balenbang），位于苏门答腊东南部慕西河畔。

　　5、暹罗国

　　泰国（Thailand）的旧称，位于东南亚中南半岛中部。十四世纪中叶，由暹国与逻国合并而成，南临暹罗湾。现首都为曼谷，泰国的华侨与华裔人数居世南亚首位。

　　6、南天竺

　　天竺为古印度别称，古籍又称天竺为身毒。天竺分北、中、南三部分，南天竺指印度半岛的南部地区。

　　7、锡兰山国

　　亦即锡兰（Ceylan），或称狮子国，今称斯里兰卡（Srilangka）为亚洲南部岛国，隔保克海峡与印度东南部相望，面积6.5万平方公里，为佛教古国之一，主要民族为僧伽罗族与泰米尔族。首都科伧坡（Colombo），位于该岛西南。

　　8、古里国

　　又称“古里佛”，故地约在今印度半岛西南部喀拉拉邦的科泽科德（Koxhikode）一带，为海上交通要冲。明永乐五年（1407）郑和二次下西洋时曾到此访问并立碑纪念。

　　9、柯枝国

　　亦译作“国贞”，故地在今印度西南部的柯钦（Cochin）一带，是航道要冲和重要港口。十五世纪初与中国有友好往来。

　　10、忽鲁谟斯国

　　即霍乐木兹（Hormuz），又译作和尔木斯，地在今伊朗东南米纳布（Minab）附近，临霍尔木兹海峡，废址在霍尔木兹岛北岸，扼波斯湾出口处，为古代交通贸易要冲，今为对岸阿巴斯港所取代。

　　11、木骨都束国

　　今译作摩加迪沙（Mogadiscio）是被称为非洲之角的索马里共和国首都，位于索马里东南，临印度洋。13世纪以前建有古城。郑和下西洋曾两度访此。

　　12、南京龙江

　　明初设“龙江船厂”于此。故址在今南京下关三汊河附近的中保村一带；水道旧称龙江，出龙江关通长江，龙江船厂曾为郑和下西洋造“宝船”，故又称“宝船厂”，造船的船坞叫“船作”，遗址犹存，宛如一口口巨大的水塘。1957年此地出土一根大舵杆，长1107米，现藏中国历史博物馆，此舵杆之长，足证郑和宝船规模之大。据《龙江船厂志》载，1411年（永乐九年）该船厂“改、造海船247只，备使西洋诸国”。龙江之滨原有天妃宫，已圮。

　　13、长乐南山

　　因位于福建省长乐县县治之南而得名，今长乐县城区街道环绕此山。海拔仅约四十余米，又称登高山；该山有兰茗、香界、石林三个小山峰，故亦称三峰山，山上登高山；该山有兰茗、香界、石林三个小山峰，故亦称三峰山，山上有塔，称三峰塔（圣寿宝塔）；有寺称三峰寺或三峰塔寺；寺旁有“天妃行宫”，祀妈祖，《天妃灵应之记》碑即立此宫内；宫旁有郑和所建“三清宝殿”，殿内“钟鼓供仪，靡不俱备”，钟即“郑和铜钟”，原件抗战期间移南平市。以上寺、宫、殿均已圯，塔巍然存，加固整修，更为壮观。1935年，在原寺、宫、殿废址上建有郑和史迹陈列馆，《天妃灵应之记》碑系该主馆主要陈列文物，南山（三峰山）同年辟为“郑和公园”。

　　14、兹港

　　指长乐太平港通闽江。位于长乐县南山西麓以西、以北，狭义指靠近长乐县城吴航头一带的下洞江水域；广义泛指整个下洞江水域，该港原来江面宽阔，水深可泊巨舟，有“无风万里磨平玉，有月千波漾碎金”之说；港东北、东南屏峙首石、六平诸山，可蔽阻台风袭击，为避风良港。《长乐县志》《长乐六里志》均载有；三宝太监郑和通西洋，驻舟师造巨舶于此，奏改名为太平港等句。由于沦桑变化，今仅余一狭长水道，通小汽轮，原水道大部分成为沃野良田，部分辟为新居民区，该居民区主干道路称“太平港”路，与郑和路垂接。

　　15、苏门答腊国

　　又译作苏木都剌（Samud'ra）、苏文答剌、苏文达那。故地在今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SumatraIsland）北部洛克肖马韦附近，今为全岛总称，该岛北临马六甲海峡，南濒印度洋，赤道横贯中部，为印尼西部大岛，面积43.4万平方公里，首府棉兰。

　　16、满刺加国

　　旧译亦作麻六甲，今译作马六甲（Malacca）14－16世纪马来亚半岛上的封建王国，位于今马来西亚、马六甲洲一带，居马六甲海峡要冲，1411年（永乐九年），该国国王拜里迷苏剌（Parmesvara）曾率妻子、大臣等540人来中国访问；郑和船队屡经其处，现马六甲州居民半数为华裔，其首府马六甲市居民四分之三为华裔；市内有三保庙、三保井、三保城等古迹。

　　17、阿丹国

　　Aden，古国名，今译作亚丁，故地在今亚丁湾西北岸一带，扼红海和印度洋出入口，为海陆交通要冲。古时为宝石珍珠集散地，十五世纪前期便与中国互通使节、贸易。今之亚丁市位于亚丁湾一个突出的小半岛上。为也门民主队民共和国（南也门）首都。1990年5月，南、北也门合并为也门共和国，亚丁成为该国的“经济首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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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和，公元1371年生于云南昆阳州(今昆明晋宁县)一个信奉伊斯兰教的回族家庭，原名马和，小字三保(后又称三宝)，11岁时被俘进宫，后来当了朱元璋四子燕王朱棣的近侍。朱棣登基，念他有勇有谋，屡立奇功，便赐姓“郑”，改称郑和，并提拔为内宫太监。郑和于永乐三年(公元1405年7月11日)率领庞大船队首次出使西洋。在漫长的28年间，郑和船队历经亚非三十余国，涉十万余里，与各国建立了政治、经济、文化联系，完成了七下西洋的伟大历史壮举。

　　明成祖朱棣即位后，在政治上加强中央集权，消除诸王势力，充实军事实力，开拓、巩固边疆，维护国家稳定;在经济上，恢复和发展农业、扶植工商业，使洪武时期的初步经济繁荣在永乐年间走向兴盛。强大的政治、经济势力，奠定了明王朝开拓对外活动的基础。

　　朱棣发动“靖难之役”，从自己的侄子朱允炆手中夺取皇位后，始终没有找到建文帝朱允炆，这在猜忌心很重的朱棣看来，自然是一件最不放心的事。朱棣怀疑他逃到海外避难，恐怕他将来对自己构成威胁，所以派郑和下西洋暗中侦察建文帝的踪迹，以杜绝后患。还有一点是，洪武中后期，东南亚一带许多国家再没有按期向明王朝纳贡，这使朱棣感到天朝的宗主地位正在丧失，还有些地区的首领甚至阻碍、破坏中国官方与民间的对外海上贸易。这是朱棣难以忍受的。因此，一个宏大的计划在朱棣脑际中出现，那就是派遣使节，打通海上通道，重建天朝威严，恢复和扩大对外邦交。朱棣的想法得到了郑和等人的支持，于是他派郑和与大臣王景弘特使出使西洋。所谓“西洋”，就是今日的南洋和印度洋。

　　造船业在我国历史悠久，造船技术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内居于世界领先地位。西周时，人们建造的海船就能东达日本。秦汉时，船队更能远航至爪哇、柬埔寨、印度和斯里兰卡等国。到了唐代，我国建造的大船，已可乘坐六七百人，而宋元时代，又增大船体，可乘近千人。由于指南针的运用，人们还可以在茫茫大海上安全可靠地航行。如果说，唐代以前，中国人到西洋各国往往要乘外国船，那么，到了唐代，尤其是宋代以后，外国商人都纷纷改乘中国船来往于波斯湾等西洋各地了。历史悠久的造船业和先进的造船、航海技术，加上明初强盛的国力，为郑和大规模地建造远洋船队出使西洋，提供了坚实的技术条件和物质基础。

　　自永乐三年(公元1405年)至宣德八年(公元1433年)的28年间，郑和率众一共七次远航。郑和远航由长江口出发，先穿过台湾海峡，经过南海，到南海周边各国，再穿过马六甲海峡进入印度洋，过锡兰(今斯里兰卡)，向西到印度西海岸、再沿岸到波斯湾，或横越印度洋到阿拉伯半岛，再向南岸航行，最远抵达非洲东岸。郑和航海往返都必经台湾海峡和南海，船队除遍至南海周边各国外，更深入红海，远抵红海东岸的天方(今沙乌地麦加)及非洲东岸“麻林”(今肯尼亚麻林地)。总之，这七次远洋航行规模盛大，是史无前例的。据《明史》记载，郑和第一次下西洋时所率部众就有二万七千多人，其中有掌管航行、外交、军事、贸易等重大行动机构的决策、指挥人员，有负责观察天文、预报气象、航海操作及维修技术人员，还有翻译、医生、采购、后勤、军事护航人员等等，以及少数寻访建文帝下落的密使。船舶长44丈、宽18丈的就有62艘，规模之大，前所未有。以后几次远航也大致保持着这个规模。

　　与朱棣耀武扬威的目的不同，郑和把海洋与国家的富强安危联系在一起，他认为掌握制海权对维护国家安全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他曾对明朝统治者进言：“欲国家富强，不可置海洋于不顾。财富取之海洋，危险亦来自海洋……一旦他国之君夺得南洋，华夏危矣。”这是郑和毕生海上经历的总结，也是世界上最早出现的关于海权的论述。

　　郑和下西洋前，东南亚地区各国相互猜疑，互相争夺。这直接影响中国南部的安全，不利于明朝的稳定和发展。在这种形势下，明成祖派遣郑和率领船队下西洋，宣扬“内安华夏，外抚四夷，一视同仁，共享太平”，缓和了各国之间的矛盾，维护了海上交通安全，提高了明王朝的国际威望。

　　当时，威胁明朝安全的主要来自两个方向：东部海上的倭寇，北方的蒙元残余势力和西北的帖木儿帝国。朱棣时期，改变了明初的被动防御战略，主动出击，陆上方向实施迁都、亲征漠北;海上方向组建了郑和舟师，震慑和打击倭寇和反明势力，并从海上实施战略包抄，对西北方向进行战略上的牵制，从而减轻明朝北部的压力。

　　郑和在进行政治外交的同时，还负有沟通与西洋各国经济贸易的使命。郑和船队的贸易活动尊重当地风俗，进行平等交换，使中国进口了大量亚、非地区的特产，很多国家还进献了许多珍贵动物。这些物品的传入，一方面成为皇室的奢侈品，另一方面也刺激了明代手工业和城市经济的发展、繁荣。

　　由于当时封建体制的影响，郑和下西洋这种航海活动也无可避免地存在许多弊端。郑和下西洋的贸易活动主要是官方贸易，并没有和民间对外贸易有效地结合起来。郑和远航将朝贡、勘合方式的对外关系推进到顶峰，“厚往薄来”，用大量物质财富换取海外诸国形式上的藩属关系，结果，开支浩繁，“库藏为虚”。在郑和航海事业如日中天的时候，朝廷内外反对声就此起彼伏，后来车驾郎中刘大夏偷偷将记载郑和七下西洋航海经历及一应活动和见闻的档案《郑和出使水程》毁掉。明宪宗追查《郑和出使水程》的下落时，刘大夏就指出：“三宝(即指三宝太监郑和)下西洋，费银粮数十万，军民死者且万计，纵得奇宝而归，于国家何益?此特一弊政，大臣所当切谏者也。旧案虽有，亦当毁之，以拔其根，尚何追究其有无哉?”对此，梁启超指出：“哥伦布以后，有无量数之哥伦布，维哥·达伽玛之后，有无量数之维哥·达伽玛。而我则郑和之后，竟无第二之郑和。”这段评论是对明初对外开放缺乏系统管理的精辟写照。

　　郑和七下西洋的成功，使得中国与西洋各国海上贸易日渐发达，他们纷纷沿着郑和的航线，使沉寂了几十年的海面又开始繁忙起来，以致有人断言，当时中国的丝绸之路已从风沙满天的大西北，转移到了碧波万顷的东南大海。

　　郑和在完成最后一次出使任务的归途中病逝，遗体被船载回，葬于南京中华门外牛首山麓。郑和不但以先于西方人航海，胜于西方人的航海技术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而且，他所代表的是一种文化精神，一种中国人不畏艰险、征服自然的价值趋向，一种打开国门走向世界进行文化交流的决心。郑和这种敬业献身、报效国家的精神是永存的，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值得后人继承和弘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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